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，从12岁到22岁，除有2年在家种地外，共读了8年私塾。在塾师姜方谷的启发引导下，他逐渐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产生不平之感，同情广大贫苦人民。1902年，26岁的何叔衡遵父命参加了科举考试，得中秀才，这在封建时代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。不久，县衙便送来了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，亲友乡邻纷纷前来祝贺。但何叔衡“感世局之汹汹，人情之愦愦”，拒不就职，宁愿在家一边种地、教书，一边探寻救国救民之路。

1913年，37岁的何叔衡来到长沙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，一年后，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他深感自己“旧学根底浅，新学才启蒙，急盼求新学”，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，接触新事物。在校期间，何叔衡结识了比他年轻17岁的毛泽东，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大，但志趣相投，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。毛泽东对他十分尊重，特别为其办事热忱、感情热烈所感动，常说：“何胡子是一条牛，是一堆感情。”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勤奋好学和远见卓识更是钦佩，常对人讲：“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”，“是后起之秀”。

新文化运动兴起后，毛泽东、蔡和森、何叔衡等人从中看到了曙光，遂于1918年4月14日，成立了以“革新学术、砥砺品行、改良人心风俗”为宗旨的新民学会。之后，毛泽东、蔡和森等人去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，长沙的会务和通讯联络工作，实际上由何叔衡负责。1919年11月6日，学会按新会章改选时，何叔衡被选为执行委员长。

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入湖南后，施行残暴统治，人民如陷水火，怨声载道。1919年至1920年，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以新民学会为核心，在湖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“驱张运动”。1920年初，湖南各界组织9个驱张代表团，分赴北京、上海、衡阳等地开展工作。何叔衡受命负责衡阳代表团的工作，一面联络夏明翰等学生开展宣传攻势，发动群众参与；一面利用驻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张敬尧的矛盾，加强驱张力量。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，张敬尧被赶出湖南，驱张运动取得胜利。后来，毛泽东在谈到这件事时称赞何叔衡：“叔翁办事，可当大局。”

经过驱张运动的洗礼，何叔衡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，开始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。6月，他从衡阳回到长沙不久，就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展开多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。比如，创办文化书社，介绍大量进步书刊；组织俄罗斯研究会，介绍俄国情况，并介绍任弼时、萧劲光等青年赴俄学习。9月，他因在驱张运动中展露的不凡才华，被委派为湖南全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。他利用这个职务，为传播新文化、进行建党准备做了大量工作。其中，最重要的是改革《湖南通俗报》，运用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的形式，刊登劳工神圣、妇女解放、民众联合等内容的文章，极大提高了报纸发行量，把该报办成了传播新思想、新文化的阵地。同年冬，何叔衡协助毛泽东等人秘密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，文化书社、通俗教育馆等成为其秘密联络地点。

1921年6月29日傍晚，何叔衡和毛泽东一道，悄悄从长沙乘船赶赴上海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为了保密，何叔衡甚至没有向前来送行的好友谢觉哉透露此行的全部目的。当天，谢觉哉在日记中写下：“午后六时，叔衡往上海，偕行者润之，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。”其中的5个“〇”，意即“共产主义者”。

回到长沙后，何叔衡协助毛泽东着手创建湖南地方党组织。10月，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正式成立，毛泽东任书记，何叔衡任支部委员。1921年冬至1922年，湘区的中共党员便发展为30余人。5月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，毛泽东任书记，何叔衡任委员。何叔衡还参与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的补习学校、湘江学校，组织学生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，注重指导学生参加爱国活动，培养其民族独立思想和革命精神，并从中发展和培养中共党员。

1928年6月，何叔衡被派往莫斯科学习，途经哈尔滨时，他给二女儿实山、三女儿实嗣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改陆游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另做一诗：“身上征衣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生合是忘家客，风雨登轮出国门。”表达以身许党许国、四海为家的人生追求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出席了中共六大，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。为更好地研修革命理论，他虽已年过五旬，仍学会了俄语。其间，他还写家书谆谆教导后人：“我是绝对不靠你供养的。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，我的人生观，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，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。此数言请你注意。”1930年回国后，何叔衡在上海主持中共外围组织——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，担负着救援被监禁的革命者及其家属等任务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。

何叔衡不仅自己投身革命，还把女儿实山、实嗣，女婿夏尺冰、杜延庆引上了革命道路。然而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，他的女儿、女婿先后被捕。实山、实嗣被党组织保释出狱，三女婿杜延庆经历8个月的徒刑后出狱，二女婿夏尺冰却被湖南军阀何键残杀在长沙街头。何叔衡得知后十分悲痛，却强忍眼泪对实山说，“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死在病床上，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”，鼓励女儿化悲痛为力量，继续做好党的工作。

1931年，顾顺章、向忠发等相继被捕叛变后，上海的革命环境更加险恶，党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，何叔衡也在此列。临行前，何叔衡给女儿重读了他去莫斯科途中改写的诗，并特别解释了“此生合是忘家客”一句，语重心长地说，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。实山为父亲赶织了一件毛衣，何叔衡送给女儿一枚刻有“衡”字的戒指。

1931年秋，何叔衡根据组织安排到达江西瑞金。11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村开幕。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，毛泽东当选为主席，何叔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，并被任命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，不久，又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，成为苏维埃红色政权最早的“大法官”。何叔衡在临时中央政府的多个部门担任要职，先后主管苏区司法、民政、反贪肃腐等，任务繁重而复杂，但他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。他在审判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报来审批的案件，总是仔细审查，反复推敲，力求做到证据确凿，量刑准确，重罪不轻判，轻罪不重判，被誉为“红色包公”。

何叔衡还是党内反腐倡廉先驱。临时最高法庭审判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贪污腐化、谋财害命案，判决谢步升枪决，没收一切财产，打响了中央苏区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。1932年5月，有人举报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，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，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等问题。何叔衡带人调查，并查明举报情况属实，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。因为此事，何叔衡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，但他毫不退缩地说，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！陈景魁公审后被处决。

由于王明“左”倾错误领导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最终失败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，而58岁的何叔衡奉命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。在住所江西余江梅坑与战友们告别时，何叔衡将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送给谢觉哉留作纪念。1942年，谢觉哉在《忆叔衡同志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从大军突围，他留在当地打游击，过惯了患难中分手，患难中相逢，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，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，但都保持着严肃与沉默，饭后他用马送我归住处，并赠我一把心爱的钢刀。”之后，何叔衡又将实山为他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，帮其抵御长途转战中的风寒。林伯渠深受感动，写了《别梅坑》一诗，最后四句是：“去留心绪都嫌重，风雨荒鸡盼早鸣。赠我绨袍无限意，殷勤握手别梅坑。”

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，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险恶。国民党军继续发动进攻，妄图消灭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。何叔衡随队伍驻雩都县（今于都县）公馆乡，受命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。他每天拄着一根拐杖，穿着一双破烂鞋子，早出晚归，不辞劳苦。苏区完全沦陷后，留守人员分散突围，向福建转移。1935年2月11日，年届六旬的何叔衡同瞿秋白、邓子恢等从雩都启程向闽西转移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围歼中央苏区军民，在这一带借助复杂地形构筑了层层碉堡，设下了道道哨卡，布置大批部队和地方保安团日夜搜山“清剿”。经过几天的夜行昼伏，何叔衡等通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，于24日凌晨到达福建省上杭县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。当地地主武装发现了他们的行迹，报告了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第十四团。反动军队立即派兵前来“围剿”，何叔衡随大家奋力突围，但始终未能打开缺口。激战多时，年老体弱的何叔衡筋疲力尽，不愿连累大家，便要邓子恢向他开枪，邓子恢不肯。何叔衡趁其不备，纵身跳崖，但被敌人机枪击中。落崖后，他被两个匪兵发现，匪兵以为他已死去，企图搜身。这时，他恰好苏醒，抓住敌人的脚与之搏斗。原来，何叔衡等从江西出发时，党组织将部分经费发放到个人手中保管，因他诚实敦厚，有5个人的经费都交其保管。为了不使党的经费落入敌手，身负重伤的何叔衡奋起反抗，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，壮烈牺牲，践行了他生前“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誓言。

何叔衡一生舍身为党、舍家为国，彰显了一位共产党人的赤诚之心，他的崇高品质将永远闪耀灿烂的光辉。（国家档案局）